新沂农村商业银行:党史天天读 |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提起浙江省的义乌市,可能很多人一下子就会想到是它闻名全球的小商品市场。其实,义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符号,那就是这里有个名为“分水塘”的小山村,曾走出一位党史中的重要人物陈望道,人们所熟知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就是他在重归故园的一段时间里奋力完成的。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面对《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向大家讲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他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个红色故事传扬开去之后,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人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启程,来到义乌,走进分水塘村,怀着崇高的敬意来寻访陈望道故居,来体会“信仰的味道”,感受“真理的力量”。
从义乌市区出发,驱车大致循西北方向行进30多公里,就到了陈望道故居所在的小山村——分水塘村。“分水塘”这个山村的村名,系“因塘得名”。村边那口水塘的水在汇聚成塘之后,又因循地势,从东南、西北两个方向分流而出了。由此,水塘因“分水”而得名“分水塘”,伴塘而居的小山村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唤作分水塘村了。在自然风貌上,如今的分水塘村早已不再是以往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而是凭借这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又经过多年持续的环境治理和绿化美化,变为山水相依、风景如画的美丽乡村。
沿着村里的石板路走不多远,就来到一座粉墙黛瓦的院落门前,这就是闻名遐迩的陈望道故居。
故居规模不大,总占地面积40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是一座前廊式天井院结构的砖木建筑,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凹”字形的布局:一进五大开间,左右各有两间厢房,中间形成一个小天井,并以条石铺地。故居建于清宣统元年(即1909年),虽已距今110多年,其间也偶有修缮,但整体保存完好,建筑里的一些木质雕刻十分精美,具有浙中民居的典型特点。
故居的大部分房间都设置为展室,墙上悬挂着大量的珍贵历史和文字介绍资料,以陈望道的生平事迹为主题内容,分阶段加以陈列,将其人生历程形象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陈望道1891年出生在分水塘村,而后随着求学、成长足迹的伸延,走向山外面更为广阔的天地。29年后的1920年,陈望道已经有了数年赴日留学经历,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并参与党的创立,开始全身心投入各类进步社会活动,以期改造旧中国之国家社会命运。1920年2月,陈望道接到上海《星期评论》社约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随即重回阔别已久的故园,在分水塘村自己家里那一间简陋却僻静的柴屋里,凝神静思,笔耕不辍,于4月下旬顺利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当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将译稿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首次刊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又经多次再版重印,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促进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望道故居里,还专门留出一个空间,安放了陈望道伏案疾书的塑像,将他当年“柴屋译书”这个意蕴深厚的历史场景加以定格和复原:粗糙简陋的案几上面,摆放着纸张、笔墨、油灯,还有盛有粽子和红糖的饭碗。随着讲解员的故事叙述,“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个红色典藏故事,便以一种直观形象的方式,走入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田。时隔10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参观故居时面对和看到的仅仅是人物塑像和复原场景,但我们依然能够凭借这种真切的场景感知、感受到陈望道当时那种蕴藏在凝神思索和奋笔疾书身影背后,意图改造国民、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发自内心的美好理想与真诚渴望。《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虽然诞生于小山村一间柴屋昏暗的灯光下,但以其夺目的光芒、真理的力量,照亮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进而指明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前景。
在陈望道故居探寻望道先生的人生足迹,我们还会留意到他所取得的卓越的、富于开创性的学术贡献。留学日本期间,他在潜心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学术志向,将“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他深切地意识到,语言文字的使用,关乎能否正确地表达思想,这对于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而言,是极端重要的。为此,他把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的语文问题,当作自己的一种历史责任,期待通过语文改革来实现语文现代化。早在1920年,他就已着手撰写教学讲义,在复旦大学的讲台上开授修辞课。经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得以把修辞教学讲稿著述为《修辞学发凡》一书,于1932年出版。该书刊行后,茅盾先生第一个向他表示祝贺。学界普遍认为,陈望道先生的这部力作,推动了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开拓了路向”。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是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国语文的研究,殚精竭虑,勤勉治学,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为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陈望道是早期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自己的革命生涯和学问人生中所秉持的治学理念和所运用的治学方法,至今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指向意义。在这个问题上,陈望道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要把问题探究清楚,就“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也就是说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正是坚持运用这种“古今中外法”的直接体现。
走出故居,结束寻访,再次行走在来时的那条石板路上,我的脑海里倏忽闪现出一个特别的画面:也许,陈望道先生当年,就是沿着青石板下面那条蜿蜒泥泞的山村小道,坚毅前行,走向山外的全新世界;而今天的石板路上,则又留下了身为红色信仰寻访者的一拨又一拨的“我们”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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